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蔚华
金融部门：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与先行部门
CF40：当前中国已经启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您认为什么改革对中国最为重要？
德怀特·珀金斯：对中国来说，需要的是全面的改革，我不认为最重要的改革只有一个。其中最困难的改革是法制改革，因为亚洲国家普遍有这种需求。在亚洲有强大法律制度支持的经济体只有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亚洲其他地区的法律制度相对较弱，包括韩国和日本，但尽管如此，他们已经大大加强了其法律系统，强化力度要比中国好很多，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则最差，因为这涉及政治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当困难，因为这些企业的政治能量使然。我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比较容易的，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当然，这不排除金融改革某些方面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证券市场改革，内幕交易、权利滥用等现象严重，牵涉到对股市的重大影响，香港曾经也是如此。
欧·威廉：中国如果要继续保持高增长，动力将会来自于服务行业的中小型企业。现在这些部门很难融资，因此改革金融体系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需要为中小企业寻求新的融资方法，但这在政治方面非常困难，因为这种改革会导致国有企业利益受损。目前，国有企业拥有融资的优先权并且融资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国有企业无需偿还很多债务，也不派发红利，但是他们却能获得贷款。重新定价的利率导致银行疯狂地想把钱贷给风险低的企业，因此他们不会考虑中小企业，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但是，金融改革也包括其他方面，比如利率和汇率的重新定价。公众没有很多的收入，因此他们不构成强大的购买力，这会减缓向消费型增长的过渡。在我看来，金融改革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如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户籍制度改革、经济的增长速度问题，农业产权合并和土地价格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农业快速增长，收入提高，这会解决很重要的政治问题。
尼古拉斯·罗迪：我认为，金融体制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最为重要，若金融部门完成了改革，将对其他部门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中国推行利率市场化，我认为应小幅上调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这样那些享受到低资本成本的企业就不得不进行改革。很多人希望政府部门进行改革，但我认为国有企业应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若金融部门实现市场化，资本成本将小幅上升，部分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可能会很好，一些非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也可能会很好，但若它们无法在这种利率环境下生存，它们将被市场淘汰。因此我认为改革应从金融部门先行，因为金融部门的改革将影响到其他各个部门。可见金融部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部门。
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是脱离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回首2003-2012年温家宝和胡锦涛执政时期，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总产出的贡献上升了10%，投资额迅速增加。但我认为，未来10年投资和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不会达到50%（目前为48%）。目前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了，尤其是私人部门消费/GDP比率（消费率）太低了，该比率一直在下降，现在约是34%。因此消费/GDP的比率需要上调。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他很多东亚国家或地区都经历过消费/GDP下滑这一阶段，而后他们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金融部门改革、利率市场化等，随后消费/GDP开始回升。中国台湾就是如此，20世纪60-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台湾的消费/GDP比率持续下滑，自1985-1986年开始，他们对金融部门进行了根本性改革，接下来的10年中，其消费/GDP比率上升了10%，这正是台湾经济能够快速增长的原因。在消费/GDP快速回升的10年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台湾净出口/GDP比率下降了10%，对经济增长造成很大的拖累，同期消费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高2%。
因此，中国现在需要做同样的事情，即需要将投资/GDP比率下调约10%，回到江泽民-朱镕基执政时期的水平，通常若GDP的一个分项（如消费、投资等）占GDP的比率下降10%，GDP增速将大幅放缓，因而需提高其他分项占GDP的比率，以抵消前者对GDP增长的拖累。所以，中国需要提高消费/GDP比率，正如台湾当时所做的那样。因而，我认为经济增长恢复平衡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以上所说就是为什么要执行增加私人部门消费战略，这是需求的根源所在，投资需求并不会因此就消失，但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将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而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却要快得多。但我认为，要想实现消费/GDP比率大幅上调，中国需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如汇率市场化以及能源价格市场化等。
CF40：中国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德怀特·珀金斯：总的来说，近30年来中国增长速度很快，因为中国实现了非常高的生产率，这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全要素生产率。而摆脱中央计划经济系统，是一个高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早在1979年、1980年改革的蓬勃发展，其中就涉及了重返家庭农业和市场价格自由化。1984年至1994年，因为产业投入开放，中国的乡镇企业开始繁荣发展。90年代末，是中国第一个真正重大的改革时期，国有企业，WTO都是这一时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商投资开始大规模兴盛起来。
随着这些改革的推进，人们意识到如果法律制度没有进行重大的改革，那么就没有简单的方法来推动生产力出现大幅度增长。也就是说，虽然法律制度已重新调整，但提供服务的人员没有受过良好的训练，法律系统也并不独立，仍然会受到重大政治影响，而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政治人物会忽略这一切。出于经济目的，需要一个客观而且高度明确有效的法律制度，以解决经济纠纷、个人合约纠纷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效的法律体系，纠纷只能是被政府解决，官员们也可能就会随意运用自己的权力。
另外，当一个国家的人均购买力平价或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约11000-16000美元时，增长速度都会慢下来。而现在的中国可能是非常接近这个范围的。我们对中国的购买力平价或国内生产总值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估计，因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使用城市的价格，使得中国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GDP低于其真实水平。但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出的GDP是8.3万亿美元，也就是人均6000美元。总之，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会有很多。但即便中国经济放缓到6％-7％，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是较高的增速。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进行全面、重点的改革。
另一个领域是国有企业。尽管他们对中国的经济非常重要，但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却似乎并不那么重要。对国有企业而言，效率是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在手机或电子类板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从整体看，未来中国经济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研发，而对其构成支撑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大大改善。
尼古拉斯·罗迪：我认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最为重要。有些中国人并不想讨论金融体制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这有些模仿美国的模式，即将金融工具复杂化，如开发衍生品工具、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
我并不这么认为。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中国可能将获益于金融工具复杂化。但我认为最为关键的还是利率市场化，而且这也无需让国外金融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所说的金融体制改革是非常基本的。不仅仅是供给、需求，市场才是决定利率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一步一步来，给中国企业和银行业做出调整的时间。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先从长期利率市场化开始，然后是中期利率市场化，再到短期利率市场化。这对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而发展健全的债券市场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这是针对国内的企业债而言。这里再次强调，金融体制改革并不是让金融部门更加复杂化，金融部门市场化也并不是说要立刻开放资本账户，或者让国外的金融机构毫无限制地进入中国，或者引进一系列复杂的金融工具。我认为金融部门市场化需要一些更为基础性的、根本性的改革，而且还需要与较强的金融监管相结合。
中国当局一直担心，若取消存款利率上限，银行业可能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为了吸引更多的存款，银行可能会支付更高的存款利率，但银行会因此在贷款方面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若存款利率提高，为了保证利润，就需要在贷款方面赚得更多，银行会因此进行高风险的投资。有很多国家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后就出现了问题。因此，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先决条件就是加强金融监管，这样银行就不能承担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风险。
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CF40：您如何看待中国未来制造业和经济结构的演化？
尼古拉斯·罗迪：我认为，中国应该恢复经济增长动力之间的平衡，而要想实现经济增长恢复平衡，就需要调整资本成本。
中国制造业在2002-2003年受到三大利好因素刺激：
一是人民币汇率低估。20世纪90年代，在1994年中国实行固定汇率之后，一直到2002年，人民币一直在升值，因为其与美元挂钩，这期间美元在持续升值。这提高了企业出口的盈利能力，而中国出口的95%都是制造业产品。因此中国制造业享受到的最大好处就在于2002年开始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二是金融压力。2003年左右，金融压力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金融压力指的是，储户享受到的实际利率在下降，实际贷款利率也下降。实际贷款利率平均下降了500个基点。因而对贷款者而言，资本成本下降。这对制造业而言又是一项重大利好，因为制造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而服务业并不需要这么多资金，因此低资本成本对其而言好处并不太大。事实上，从低贷款利率获益最大的是制造业。
三是能源价格管制。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执政时期，能源价格实现市场化，我称之为“完全成本传导”。当煤炭价格或原油价格上涨时，电价上涨，其他炼油产品的价格也同步上涨。因此政府无需给予电力行业和石油行业补贴。但从2003年开始，全球能源价格开始稳步上涨，随着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上台，他们放弃了将中国能源价格与全球能源价格挂钩的政策。拿电力行业来说，他们已连续多年处于亏损状态。每当煤炭价格上涨，他们就开始亏损。从2003年到2012年，电力行业的平均资产回报率仅为2.5%。换言之，他们不能将高昂的生产成本传导出去。去年电力行业的业绩较好，因为煤价下跌了。我认为，煤炭成本占电力行业运营成本的80%左右，因而回首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的10年，其间能源价格的平均回报率仅为2.5%，这相当之低。所以电力行业在有些年份赚钱，有些年份亏钱，但平均资产回报率为2.5%。所有国有企业的平均回报率为4.7%，比电力行业高70%。私营企业的平均回报率为7.9%，而电力行业之所以能够承受如此低的回报率就是因为享受到价格管制的补贴，谁消耗能源谁就能够享受到价格补贴。在中国，制造业消耗的能源几乎占了全部能源消耗的2/3， 其中电力行业占3/4。在美国，约3/4的能源被用于私人部门，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仅为12%。
因此，中国制造业享受到三大好处：一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并非一直被低估，但平均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确被低估了）；二是自2003年开始资本成本下降；三是廉价的能源价格（同样自2003年开始）。
中国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1980-2002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每年增加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约为20%，到2001-2002年，这一比重增加了42%。但在接下来的10年间，这一比重仅增加了1%，增加至43%。因此，在改革的前20年，要素价格并未过度扭曲，实现了要素价格市场化，服务业稳步发展。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稳步增加符合新兴市场经济发展的预期。但自2002年开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并未明显增加，该比率从每年增加1%降至每10年增加1%。我认为，这主要归咎于自2002-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要素价格，导致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能源价格低廉、资本成本较低。
这就是“十二五”计划提出要提高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原因。这将有利于增加私人部门消费，因为服务业的平均工资远高于制造业。私人部门消费减少的原因之一，即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下降，而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率上升。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恢复平衡，中国不得不提高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而实现工资占国民收入比重增加的方式之一就是加快服务业的增长速度。首先，相较于制造业而言，单位资本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为服务业并不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次，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因此，若想恢复经济增长平衡，在不损害服务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需要提高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消费占GDP的比重自然会提高。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恢复经济增长平衡，而若想解决这个挑战，最重要的政策就是金融部门市场化。
CF40：中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尼古拉斯·罗迪：我对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持怀疑态度。中等收入陷阱只是在理论上存在，世界银行在其2020年报告中提到，实际上许多国家从未出现过收入陷阱，我认为。若中国采取了适当的政策，如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进一步市场化、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提高消费与GDP比率等，其经济增速至少在未来10年还能保持在7%-8%。
首先，我认为中国还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议很多，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中国的GDP规模有多大？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和购买力平价两个角度进行衡量，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其次，对于何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是1万-1.1万美元左右，有人认为是1.5万/1.6万/1.7万美元，无论怎样，中国现在还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其在未来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若中国采取了吴敬琏提出的改革建议，就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其经济增长将放缓。我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时期并未进行过多的根本性改革，他们仅取得了一些微小进步，但并未有系统性改革，如国企改革、加入WTO等。
人民币国际化：前景与挑战
CF40：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前景以及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
欧·威廉： 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还是非常好的，而且一些类似人民币货币区的区域已经存在。随着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将逐步变得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加快。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中美问题，而是一个“上海是否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朱镕基任总理时，希望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但又由于担心中国的银行系统安全而打了退堂鼓。中国银行系统很强大，其实完全不用担心。我认为中国会由于自身的原因而非被动地做出巨大的进步。
约瑟夫·贾格农： 我非常惊讶中国想要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听上去很好，但是这意味着中国将丧失对货币的控制权，因此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是缓慢的。我不认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能够带来很多好处。美元由于储备货币的地位从而享有更低的利率，但这并一定是一件好事。有两点，首先储备货币的地位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重要。我认为储备货币的地位使得美国的利率降低0.5%，并不是十分可观；其次，储备货币对本国利率的抑制作用不仅限于美国和欧洲。因为瑞士的债务以瑞士法郎计，英国的债务以英镑计，甚至新西兰的债务也用新西兰元来计。而新西兰只有400万人口，他们没有外债但是却有大量的以新西兰元为标的的债务。尽管新西兰元不是储备货币，但是外国投资者仍然很乐意持有新西兰元。因此储备国币的“过度特权”由很多国家享有。随着新兴市场能够以其本国货币发债，货币国际化带来的好处将被所有国家享有，不论其货币是不是储备货币。中国现在已经可以以人民币发债了，而同时并不需要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
凯末尔·德尔维什：我认为在今天，每一个经济体的规模，每一种货币的使用都是相关联的。在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并驾齐驱的当代世界，人民币必定会扮演国际化的角色。
欧元方面，我认为它已经是重要的国际货币，虽然地位不及美元。欧元的地位取决于它是否能存活下来，如果欧洲实现政治一体化，那么我认为欧元会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人民币、欧元和美元会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我个人认为特别提款权的使用，相较于记账单位的功能来讲作用更大。未来十年，三种主要货币，加上日元和英镑，将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提款权作为联合账户和发挥储备作用的干预工具，将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因此一国可以在国家间的交易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交易中更加深入充分地使用特别提款权。同时我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通过拥有更多的特别提款权来扩大规模。这相当于一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这有助于减轻三种储备货币的压力，有助于减缓波动，形成更加稳定的货币体系。
杰瑞德·伯恩斯坦：我并不认为美元的强势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十分认同货币价值应该由外汇市场来决定的观点。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利率保持在零附近，其货币就应该维持弱势，但美元却打破了这一规律，维持了相对强势。当然，相对于某些特定货币，美元确实维持了弱势，但由于美国的“避险天堂”地位，这一趋势并不明显，国际借款人和外汇投资者依然认为美元是最安全的投资货币。但是为了促进出口，美国也需要打压美元的强势，我们需要美元相对某些货币贬值。这对美国来说十分关键，因为出口行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在近些年来非常重要。
谈到人民币汇率，我认为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庞大经济体来说是一个错配。一个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却保持着巨大的外汇收支不平衡，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国对内投资的规模。以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正在吸取这一教训，在努力提高国内消费的同时加大对内投资的力度和规模。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相比借助人为控制人民币汇率来借钱支持美国国内的消费，促进中国自身的消费将对中国经济更有好处，所以我认为人民币自由浮动的程度越高越好。
据我所知，中国并不是唯一借助汇率政策来扶持出口的国家，很多亚洲国家，像新加坡、日本等也在采用相似的措施。我倾向于认为这样做的问题很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也能够理解这种做法。
尼古拉斯·罗迪：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驱动，应该是中国在国际贸易及国际金融资本流动中地位愈来愈重要的自然结果。目前为止，人民币国际化是由管制放松来驱动的，这已经在2004年左右就开始了，当时香港居民首次被允许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到现在六七年过去了。鉴于人民币境外结算的强劲需求，几年前香港企业也可以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因此，我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过程，应该由市场所驱动。但我对此略有质疑。有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很快就会实现。我认为人民国际化的速度在前两年较快，但这主要是由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所推动，导致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增加。但最近6个月左右，由于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月份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出现下降。人们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信念出现动摇。若投资者预期人民币升值，他们就会增加人民币存款，若投资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维稳，他们持有更多人民币存款的动机就会减弱。
目前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我认为其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我建议中国当局应继续减少干预。去年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增加，尤其是四季度。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年贸易顺差为2007年以来首次增加，增加了约50%。
因此，我认为2012年中国的经常账盈余可能会回升，预计同比增长3.5%-3.8%。因此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逐步减少政府干预，过去几年即是如此，尤其是在2011和2012年干预次数大幅减少。目前中国政府的干预次数已减少许多，我并不是说不能通过政府干预来保持汇率稳定，而是说不能毫无系统性地单向干预。不要总是买入外汇，若想令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在有些时候要买进，有些时候要卖出，这样净干预次数就自然下降了。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我认为，实际汇率水平要接近均衡汇率。我同意中国管理当局所言：没人知道均衡汇率是多少。温家宝总理评估了30种货币，仍不能确切地计算均衡汇率。我认为应该放开人民币波动区间，让市场供需决定汇率水平，而非通过政府干预来决定利率水平。
——本文发表于2013年4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