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欧债危机的根源与演化
对于欧债危机的根源及未来演化趋势，中美专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不同看法互相补充，分歧并不大。
欧债危机的一个根源是欧元区在设计上的制度缺陷：欧元区只是实现了货币一体化，但没有实现经济与财政一体化。时至今日，欧元区各个成员国在发展水平上仍然参差不齐，在通胀率方面有高有低，在增长率方面也表现迥异，距离最优货币区的要求仍然很遥远。由于这些制度缺陷，各个成员国的竞争力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希腊、爱尔兰等国的员工薪酬相比德国大幅上升，薪酬涨幅超过生产率涨幅，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下降，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国际投资净头寸为负，沦为国际债务国，近一半政府债务由国外投资者持有。当国外投资者对本国政府失去信心时，国债收益率不断攀升，加大了政府新增债务融资的利息负担，造成危机的自我实现。各国国情的差异导致各国对于危机反应不一，难以就救援方案迅速达成一致意见。
近期欧债危机出现了一些转机。比如希腊“私人部门参与计划（PSI）”得到了顺利实施，为第二批国际救援资金的拨付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希腊政府在短期内避免破产。比如欧洲央行进行了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0），为欧洲银行系统提供了高达一万亿欧元的低息资金，满足了其流动性需求，降低了系统风险。
还要看到，每当接近崩溃边缘时，各国应对危机的意愿就会增强，原来不可能的一些行动就变得可能起来。实际上，欧洲央行并没像美联储、英格兰银行那样在危机出现时迅速采取行动，而是有意识地运用这一策略，以央行资金为诱饵，逼迫各国政府进行结构改革，推进财政一体化进程。比如在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没执行欧洲央行开出的改革清单时，欧洲央行停止购买意大利国债，任由二级市场上的意大利国债收益率攀升，最终导致贝卢斯科尼辞职。
中美智库交锋：欧债危机与全球责任
在欧洲央行这一策略下，欧债危机成为欧洲近二三十年来最富成效的政治事件。如今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已经成立，欧盟委员会获得了财政监督的权力，各国也达成了财政协定，让渡了很多财政方面的主权。
尽管出现这些转机，欧债危机的解决仍将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过程，欧洲经济还难言乐观。一方面，各国政府为了提高财政偿付能力而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另一方面，欧洲银行持有的各国国债面临大幅资产减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面临严峻考验，银行需要减少贷款、处置资产。这两方面因素都会拖累经济。据估计，欧洲银行需要处置的资产总量在0.5万亿欧元至3万亿欧元之间，规模十分庞大。
此外，正因为危机是改革的催化剂，为了在未来推进一系列重大改革，危机还需要持续存在。
全球经济领导责任
美方专家指出，中美两国近年来在履行全球经济领导责任方面毁誉参半。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7-2009年间，中美两国采取了有效的也是特别重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两国都支持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贷能力以及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以便帮助那些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国家恢复经济。
尽管还有少数的例外，两国都在避免设置那些可能中断国际贸易体系的新的重大障碍。美国的外部逆差与中国的外部顺差都从前几年的历史高点大幅度回落，两国都在使全球经济恢复平衡方面取得了进展。
然而，美国还没有认真对待其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积累问题，而且刚刚开始对其不完善的金融监管制度进行改革。如果美国不开始纠正其预算赤字，如果中国也不设法将其发展战略转向更多的依靠国内消费而不是出口，包括允许人民币在未来进一步大幅升值，全球经济再平衡势头有可能会倒退。
在几个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欧洲的合作看起来已经变差甚至走向了反面。十多年前中国非常热情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近期多哈回合谈判无功而返。中国继续促进形式松散的亚洲区域内经济合作，而美国正在积极地推动“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对于亚太地区新制度安排的这样“两条路”可能是中美之间矛盾的新源头。
此外，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预备阶段中，中美两国对于全球变暖的立场彼此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是协调一致的，这在当时强化了欧洲国家的焦虑，他们担心会在哥本哈根面对一个“两国集团（G2）”，延误有关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
美方专家建议中国开始制定、交流并在国际上讨论中国关于核心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可能将在一段时间内主导国际经济政策辩论。明确阐述并相应追求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中国没有明确地考虑这些问题，很难想象中国能有效地担当全球经济秩序的领导者角色。对于美国来说，则应坚持与中国合作，而不是遏制中国。
中方专家表示，中国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能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国家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中国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从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领域看，中国的“大”而“不强”表现得更为显著。近几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使得中国被突然推上世界经济领导者的位置，中国还来不及适应这种新角色并承担好相应责任，中国需要时间来进行经济上、制度上和外交上的准备。
还有中方专家建议，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也是融入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历程，中国是这个规则和秩序的参与者、受益者和推动改革的力量。今后，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具国际影响力，也不应挑战这个规则和秩序或“另起炉灶”，而应在这个框架中加深参与和合作，承担维护、治理和改革的责任。全球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例，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有较大影响力，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不仅是应尽的责任，也符合自身的最大利益。为此，美国应因势利导，转换角色，从独霸、单边转向主导、合作；中国应努力实现经济、社会转型，随着自身实力的加强，在国际事务中以“韬光养晦”（应理解为谦虚、友善）的心态行“有所作为”之力。
尽管在具体问题上看法不同，但中美双方专家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关于全球经济领导责任方面的研究，中美之间需要更多合作，以便为维护本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文章发表于2012年5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