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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银行破产及其处置的启示
时间:2023-04-08 作者:孙天琦
欧美银行风险事件的五个启示和四方面思考

  从总结经验教训、推进我国风险处置、维护金融稳定工作的角度看,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带来五个启示:一是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要能够及时、真实、准确地反映其经营情况;二是极速且强力的监管应对是处置金融风险的关键;三是充足的风险处置资源很重要;四是针对问题银行的处置,金融管理部门要有高度明确且足够充分的法律授权;五是要有效发挥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四方面问题值得思考。第一,现行监管框架在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方面是否存在盲区,如压力情景设计的合理性?如果继续把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放在第二支柱,是否应该进一步强化约束,对利率冲击情景和模型假设设置更加严格的条件?

  第二,在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巴塞尔协议III框架下,LCR(Liquidity Covered Ratio,流动性覆盖率)、NSFR(Net Stable Funding Ratio,净稳定资金比率)监管指标中关于批发性融资稳定性规则的审慎性?

  第三,货币政策和中小银行跨周期管理能力之间的关系。

  (1)美国在20世纪80-90年代也发生了银行危机和储贷机构危机,有人认为这可能和80年代初沃尔克采取的强力紧缩政策有关。从1980年到1994年的15年间,美国有1600多家银行被FDIC(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关闭或救助。同时,在此期间有1300余家储贷机构被关闭,仅储贷机构的处置成本就高达1600亿美元,最终由纳税人承担了其中约1300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换算,约1万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从行业结构看,当时问题银行的贷款集中于农业、石油和房地产行业。从地域结构看,当时50%的倒闭银行集中在德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加利福尼亚三个州。1980年,美国商业银行数量大约为18700家,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降至12600家。

  (2)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美国同样经历了快速加息,美国小银行数量持续萎缩。2001-2022年,美国银行机构总体数量缩减超过一半,从9614家缩减至4706家。

  从资产规模看,美国大型银行(资产规模大于2500亿美元)数量从3家增长至13家,资产份额占比从19.59%上升至55.45%;中型银行(资产规模大于100亿美元小于2500亿美元)数量从98家增长至145家,资产份额占比从47.44%下降至30.05%;小型银行(资产规模小于100亿美元)数量缩减一半以上,从9513家缩减至4548家,资产份额占比从32.97%下降至14.50%。

  (3)2023年3月,硅谷银行事件同样发生在美联储快速加息的背景下,联邦基金利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接近于0提升到近5%的水平。中小银行数量的下降是跨周期管理能力、市场竞争、数字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跨周期管理能力是微观主体自己的事,但是美联储也有必要反思并优化其货币政策,平衡好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

  第四,小地方管理复杂的大银行、大机构方面存在挑战。国际清算银行总部设在瑞士,国际上主要的银行监管规则都在瑞士制定,但偏偏瑞士信贷爆出危机,出现了“灯下黑”的情况。如今瑞银合并瑞信,产生了更庞大的金融机构。从我们国内情况看,一些小省不具备管理大型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集团的能力,小国家能否管理好当地超大银行也可能面临挑战。

如何改善问题银行的处置和应对

  从银行自身的角度看,需用好压力测试工具,做好极端情况下的流动性预案。

  从金融管理角度看,除了上述五点启示,需要给中央银行及监管部门充分的危机应对权限,要有足够的工具和资源来提振市场信心,例如流动性支持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提供债务担保、直接购买资产甚至向银行注资等。而且要尽可能市场化、法制化,尽量减少行政化干预。结合我国实际,风险处置中的损失分摊要在公共资金和市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当期和未来之间取得最优平衡。

  在风险处置过程中,各国金融管理部门可能面临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例如,有些观点认为,不能动用公共资金去救助金融部门的“坏蛋”。从解决问题角度看,需要在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客观而言,当市场处于恐慌状态时,必须把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在首要位置。硅谷银行风险处置开始阶段,金融管理部门宣布依法保障25万美元以下存款,不到几天时间当监管当局发现存在系统性风险,又宣布对所有存款进行100%保障,这就是最新的例证。但需注意,这一平衡过程需要有效的沟通。当然,事后必须坚决严肃追责问责,坚决追赃挽损。

  从货币金融环境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稳定、区域经济稳定、产业风险的有效化解,对于金融稳定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与美国相比,疫情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合理且适度的。此前为应对疫情,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多国央行纷纷快速极端降息,而我国央行没有极端降息,没有大水漫灌,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正常操作空间。2022年全球通胀高企,主要央行又急剧加息,但我国的CPI一直在2.8%以内,货币政策方面也没有极端加息,还三次下调利率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整体看,我国通胀水平相对温和,为宏观经济营造了相对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是金融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从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来看,当前金融体系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美国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1/3,而我国银行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90%,两国金融体系情况不同。我国20多家国内主要银行中,有4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这20多家银行经营稳健,央行对其评级基本长年保持在优秀水平,其总资产占全国银行业总资产的70%,是银行业、是金融业的压舱石。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少数中小银行。党中央2018年部署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高风险中小银行数量从峰值时期(2019年三季度)的600多家降至目前的300多家,总资产只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多。

  能够做到报表及时准确反映以及监管评级及时发现高风险机构,就非常不错了。但是,这时风险的实际损失已经发生了,更多工作是风险发生后的处理。如何使工作更主动、更前瞻,如何实现风险发生前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从而避免大的损失?

  金融稳定部门自2020年起建立了一套针对评级良好的银行的预警体系,目前已连续运行八个季度,一共筛选出221家银行。这些银行的评级都非常好,但个别单一指标非常极端,比如有的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占比达到50%、有的银行近三年内总资产或者信贷资产的年均增长率超过50%(有点类似硅谷银行)、有的银行把50%的贷款放到了区域之外。大部分情况下,银行的单一指标远远好于、高于同业是有问题的。在识别出风险后,我们以风险提示或约谈的方式对这些银行进行预警。

  通常而言,65%的被预警银行一个季度之内就会整改到位,目前已有191家整改完毕。可以看到,抓前端、治未病,这种对评级良好银行的风险指标识别预警并早期整改的方式,处置成本低。硅谷银行存款、资产在两年8个季度内扩充了3倍,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客户结构极端不平衡,这在我们的预警体系下,也会被早早识别出来并进行约谈整改。

  我们也观察到,目前一些中小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从资产端看,有些银行的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低、非贷款类资产占比高。从负债端看,有些银行的居民储蓄比重低,批发性资金来源占比高。这种商业模式是市场演化的结果,是多样化商业模式的一种,而这些商业银行是否都具备了相应的微观和宏观风险管理能力,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能力能否跟上,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此外,还需关注地方隐性债务对当地中小法人银行的潜在风险。

  根据金融业的这些结构特征和发展演化趋势,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处置体系应该包括三层:一是传统金融风险(商业银行为主,信贷资产为主)监测预警处置体系;二是新型金融风险(非信贷资产为主,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产品)监测预警处置体系;三是数字金融Fintech创新风险的跟踪预警处置体系。第二层和第三层需要越来越重视。


作者孙天琦系CF40特邀成员,本文系作者在CF40青年论坛双周内部研讨会“近期欧美银行风险事件带来的影响与启示”上的点评发言。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