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的发展伴随着机遇与挑战。随着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交易结算速度和货币流通速度将大大提升，客观上加快了宏观经济发展速度，但也使金融风险的传播速度变快，加大了风险监管难度。

　　金融科技拓展了金融服务的时间和空间，深入传统服务之外的领域。但金融服务包含的机构、行业、市场维度更加广泛，也使风险传染链条变长，风险更可能被放大。同时，金融科技使金融服务中自动化、智能化业务的比例增加，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之余，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人在微观层面的把控能力和决策能力。

　　尽管金融科技为金融从业者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也大可不必惶恐，金融的本质是不变的，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跨时间和空间有效分配经济资源。在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中，由于经济个体的需求效用函数不同，商品和服务交换可以促进社会效用最大化。金融功能的目标是促进商品交换更快捷地实现。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金融支付、货币、汇率体系，即金融跨空间分配资源的功能；跨时间分配资源的功能指的是，由于每个经济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生产函数不同，通过投融资优化资源分配，可以增加未来产出，提高社会的总效用。这里的金融目标是对未来风险和收益的准确判断，跨时间分配资源，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

　　《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是一个“杰出的时代”，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认为20世纪之交的美国处于一个“镀金时代”，而现在的中国正在开启一个“伟大的时代”。互联网的社会性特点与东方文化非常契合，目前中国已经在互联网金融的部分领域成为全球领跑者。过去的冶金术、造纸术往往通过孤立的点来改变金融科技，而此轮信息革命则是全方位的改变。

　　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历史表明，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都会引发金融危机，每个国家处理金融危机的方式和态度对金融体系的长远发展有深远影响。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程序和外部的监管制度，才能稳健长久地推动金融创新。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在这一轮全球经济科技浪潮中，中国的金融业能够实现技术创新和风险管理制度创新的均衡发展，再一次引领全球金融发展的未来。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大数据体量位居前列。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超过8亿，移动电话用户近16亿，均居全球第一。中国网络用户规模大，终端数量多，产业经济规模大，因此在数据规模上有天然优势。目前，中国已成为产生和积累数据量最大、数据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2020年，全球数据量达到60ZB，其中中国数据量增速迅猛。预计2025年中国数据量将增至48.6ZB，占全球数据量的27.8%。

　　如此大的体量，将会奠定中国在新一轮信息与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而这是有先例可循的，中东的石油产业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数据是未来甚至现在的重要经济资源，是金融创新的原料，其意义之于一国的发展不亚于石油之于中东，石油就是中东的“金山银山”。在储量上，中东是世界主要油气储备分布区，油气储量占全球的四成以上。在产量上，中东是世界主要油气产区，石油平均生产成本仅27美元/桶，低于50美元/桶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改变油价波动带来的被动局面和适应世界能源市场的需求和变化，1996年以来波斯湾各国开始对能源战略进行调整，从以出口原油为主逐步转向建立勘探﹑开采﹑提炼和运输一体化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

　　就我国而言，在未来的大数据时代，我们的“金山银山”就是数据。中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2016年以来，已经陆续有多项国家政策出台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如2016年“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实施大数据战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计划2016—2020》等，农业部发布《农业农村大数据试点方案》等。

　　在国家政策的持续推动下，大数据产业落地进程也进一步加快，2019年中国大数据市场产值达8500亿元，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1050亿元，随着“新基建”及“十四五”规划的提出，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2025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将达19774亿元。坐拥庞大的数据资源，加上政府及产业的高度重视，中国一定会在新一轮信息与科技革命中继续占据领先地位。


　　每个时代的技术变革表现形式不同，但其转化世界基本要素服务于人类需求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类型不变。技术变革后，金融的规模和组织形式变化，但促进商品交换，加深全社会的商品化程度，以及将经济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功能不变。

　　从全球技术变革的历史来看，技术革命创造了人类的新福利，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大量的金融创新和不断升级的金融危机，全社会杠杆率上升、投融资风险偏好上升。同时，垄断企业崛起，经济和金融资本日渐集中，利润集中于少数掌握科技的大企业手中，大量传统中小企业逐渐消亡。因此，新增的社会福利越来越被少数人占据，社会矛盾上升。每次技术革命之后，贫富会分化、阶层矛盾会加剧；农民会起义、工人会革命、社会会进入动荡时期；大国博弈、国际争端，民粹主义、保护主义都会兴起。我们一定要对这一类的社会风险保持警惕。

　　处在这样剧烈动荡的技术变迁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危机感，都会争夺核心经济资源。这个时候，经常容易发生经济争端，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军事冲突。这样的战争风险，在每次技术革命后期都出现过。因此，兼顾技术革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避免重演历史悲剧来说极为重要。

　　应对上述风险，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重视对目前经济核心资源的管理。首先，对核心经济资源要有清醒的认识。农业革命时期，土地和人口是核心经济资源；工业革命时期，石油、煤、钢是核心经济资源。很多经济资源刚开始都是免费的，后来有了利用价值才开始争夺。

　　这一轮信息革命的核心经济资源是数据。现在很多人认为它是免费的，但不久的将来就会认识到它的巨大经济价值。资源的垄断是每轮技术革命的自然结果。有些企业因为洞见了未来，或者靠机遇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把这些免费的资源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成为垄断性的公司。

　　数据的所有权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要认真思考。欧盟出台了史上最严的用户数据保护法案（GDPR法案），虽然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一样，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对数据合理利用和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要建立有效制度，不能让人没有安全感。

　　第二，把握好社会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垄断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但我们要减少垄断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我们应鼓励数据的透明使用，在社会经济体系中，一定不能形成数据黑箱。拥有大量社会数据的企业也要树立社会公益目标，要和公共利益目标一致；要防止个别企业对经济资源的过度垄断。全社会数据的管理应该建立透明统一的规则，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信息平台应该树立公益的目标。制定数据和关键行业反垄断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防止利润过度集中在几家企业，鼓励中小企业创新成长。

　　另外，社会福利要在企业和民众之间公平分配。完善资本利得税收制度，对社会保障制度加大投资。国际经验表明，公平不一定会影响效率，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并没有影响其创新力，人均GDP长期高居世界前列。

　　第三，注意保护中小企业、弱势群体，防止金融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我们不能得意于几个超大企业的兴起而对线下千百万的中小商铺倒闭、城市商场店铺关门无动于衷。我们一定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新增的社会福利越来越被少数人占据，中产阶层缩小，而两极分化愈加严重。社会底层不满加剧，将导致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潮流。因此，社会福利要在企业和民众之间公平分配。我们一定要注意那些由于技术变化、产业转变造成的摩擦性失业，保护弱势群体，以此来降低技术创新的冲击，让大多数人共享创新成果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各国的反垄断法、累计税率制度等，都是针对上一轮的工业革命的措施，我们也需要让金融成为基础设施，为创造更好的社会服务。

　　第四，平衡创新与风险。科技是一把“双刃剑”，需要规则和约束。历史的发展说明，技术创新不仅不会消除风险，在更多情况下，反而是放大风险。比如，互联网金融机构是在创新的网络平台上发挥传统的金融功能，形式有很大改变，但金融的核心功能和基本风险没有改变。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社会化程度更高，其可能造成的金融负面外部成本也更大，真正有意义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应该不仅关注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降低信息不对称性。

　　因此，及时完善监管制度，防范金融风险，是促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平稳发展的前提。传统金融机构不要低估金融科技创新的意义，科技企业也不要低估金融创新的风险。

　　第五，鼓励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科技的发展无疑能助力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快捷支付使社会商品化程度加深，人工智能正在推动资本市场的变革，众筹更是改变了传统商业制造的过程。但是，金融创新没有改变风险的存在。历史上的南海泡沫、密西西比泡沫、橡胶泡沫，也说明科技和制度的创新会带来泡沫。任何一次金融创新不是消除了风险而是增大了风险，需要更强大的风险管理能力。

　　真正的监管科技，不是在技术的基础上小修小补，监管也面临着跟商业银行一样需要具有颠覆思维的挑战。未来监管机构也应是一个数据化的管理机构，要求所有的金融机构平台要有监管的接口，监管机构要进入金融科技的数据平台有权力。金融监管会变成一个大数据中心，运用区块链技术的金融平台也要导入监管的节点，所有的数据都汇集到管理部门，让监管层对整个金融体系有一个全局性的了解。

　　第六，现在我们处于技术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要加强合作，互利共赢。国际上对核心经济资源和新科技的风险管理要确立基本一致的原则，加强对这些问题的共同研究。政府对金融科技创新也要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平衡、包容、共享的环境。鼓励国内技术企业“走出去”，欢迎国际技术企业“走进来”，鼓励金融机构和技术公司合作建立更好的一个组合。监管机构也要打造良好的生态圈。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既有监管者、金融机构，还有技术公司，另外还有一些第三方咨询评估的平台。大家共同研究、共同探索，才能平衡地推动这轮金融创新的发展。


　　金融创新的重要性经过全书的论述不言自明，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需要进一步的金融创新，以满足产业升级换代、新旧动能转换的要求。但过去十几年来，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多不好的金融创新，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和中国的部分现金贷。前者出现的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殃及欧洲，拖累亚洲，新兴经济体随之兴衰不定。后者涉及的部分企业和个人以互联网金融之名，行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之实，等到“快、偏、乱”的问题出现，已经为时已晚。这些不好的金融创新让各国甚至整个世界蒙受了巨大损失。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再次出现，人们开始思考怎样的金融创新才是好的创新。

　　金融虽然以获取个人私利、提高个人效用为出发点，但是目的也可以是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此处就出现了金融的价值观———“好”金融和“坏”金融的区分。

　　就金融的跨空间资源分配来说，“好”金融的出发点是为了使个人产品更多，进行个人产品交换，但是最终会实现社会产品更多，社会效用最大化；就金融的跨时间资源分配来说，“好”金融的出发点是因劳动生产率不同，为了提高生产率由高向低转移，分享收益，最终则会增加未来产出，增加社会总效用。“坏”金融则反其道而行之。

　　“好”金融能够促使社会福祉最大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帕累托最优边界，而不是分割和抢占现有的经济成果。“坏”金融只有少数人得利，为自己多分一点利益。“好”的金融创新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增加社会福利，而“坏”的金融创新增加信息不对称性，使少数人得利、大多数人受损，我们一定要对二者进行谨慎地区分。“好”金融增加边际效应，“坏”金融只顾着分蛋糕。监管者要防止这样的资源垄断和贫富分化，注意大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平衡，注意创新者的收益和大众收益的平衡。

　　当前，利用科技和金融创新实现社会普惠生活大有可为。金融要推进经济资源的普惠化。正如星巴克前CEO霍华德·舒尔茨所言:“星巴克并非利润驱动，星巴克是价值驱动的公司。因为有了这些价值，我们才成为赚钱的企业。”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企业，目标不应该是资产、资本和市值，而应该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及创造社会价值。在此基础上，财富积累和市值增长只是副产品。金融创新兴于技术，成于制度。在这一次金融大航海时代的竞争中，科技是桨，价值观是舵，风险管理是压舱石。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高歌猛进与动荡变迁同时并存的时代。中国在历史上就是金融科技创新大国，这一次一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全面地理解金融科技创新的意义和风险，树立正确的金融价值观，才能实现技术和金融的引领，行稳致远。


作者范文仲系CF40成员、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文摘取自《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