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着诸多挑战，日本经济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的挑战，其中既有疫情及俄乌危机的影响，还有与之密切相关的通胀压力。尽管如此，预计日本经济将缓慢复苏。


　　2020年至2021年，日本政府将维持医疗体系作为优先事项，通过宣布“紧急事态宣言”来限制经济活动。今年年初奥密克戎的感染虽然有所扩大，但现在感染情况有所好转，餐饮业和旅游业等服务业的需求都在逐步恢复，今后日本政府将接纳更多的外国游客，预计这对服务业的复苏也有所裨益。期间，消费活动受疫情影响受到限制，这使得日本的家庭储蓄增加到了50万亿日元，占GDP比例达到10%。这笔巨额的储蓄也有望支撑个人消费。

　　4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在剔除生鲜食品后达到了2.1%，这是除上调消费税那年之外，时隔14年的高通胀率。但是，此次物价上涨主要是由原油、食品、原材料等进口产品的价格上升所引起的，日本国内的需求并没有增加。这种物价上升是不可持续的，等企业完成成本转嫁，通胀率极有可能回落到1%甚至更低的水平。

　　日本银行长期实行的是超宽松政策，将短期政策利率保持在-0.1%，十年期的利率则控制在0%左右。日本银行表示，在通胀率稳定在2%之前，收益率曲线都将维持在这一水平。如今2%的通胀率是临时性的，持续时间很可能不会超过一年，因此日本银行大概率不会转变宽松的货币政策。

　　2022年以来，美联储已经三次上调政策利率，利率累计提高了1.5%，预计之后还将继续上调。欧洲央行（ECB）也表示将在9月退出自2014年就开始执行的负利率政策。相比之下，日本银行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也导致外汇市场上日元贬值，年初时1美元兑换115日元左右，如今则已经超过135日元，为24年来的新低。

　　对于日元贬值，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但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日本政府和央行都难以直接控制。与其讨论日元走低是好是坏，不如讨论如何利用日元贬值所带来的好处，这比较有建设性。事实上，日本有在考虑尽早接纳更多的外国游客。另外，日元贬值有利于国内的企业活动，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已有企业更注重促进工业和研发的回归以及供应链的强化。


　　据日本银行的测算，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为4%左右，但是90年代中期迅速跌到了1%，2010年代后期进一步跌到了0~0.4%。要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日本必须应对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是人口的趋势性变化。日本的人口总数从2005年起就在持续下降，15岁到64岁的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则更早——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下降，现在也以年均1%的降幅在减少。另外，2021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跌到了1.3，虽然也有疫情的影响，但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六年下降。这样下去，少子老龄化加速，人口只会一直减少。

　　如果日本认真考虑增长战略的话，就必须着眼于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马斯克曾在推特上说过“日本人早晚会从地球上消失”，如果少子化持续的话，那么从数学角度而言这种看法是对的。少子化的原因是社会成熟度提升的同时养育子女的负担相对增加。要全社会共同分担这种负担就需要征得全社会的同意，除非从根本上改变育儿制度，否则很难扭转少子化的趋势。

　　当然，也有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日本的人口过剩，再减少一点也没有关系。有人指出，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变暖和环境破坏，那么最有效的对策不就是减少人口吗？从地球整体来看，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问题比人口减少所带来的问题更严峻。而且，尽管中国有14亿人口，但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两倍不止，从人口密度的角度来看，日本的人口就算减少到现有基础的一半似乎也是正常的。当然，我并不是赞同这种观点，也不认为日本的人口应该再少一点。只是，对于50年甚至100年后的日本而言，合理的人口规模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无论如何，关于应该如何应对人口的变化，日本并没有认真展开讨论。尽管有人提到人口减少和老龄化会带来很多问题，但对于少子化对策的制定、接纳移民的促进举措，目前还没看到任何根本性的提议，甚至连人口减少的弊端也没有深入展开讨论。我们并不希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

　　第二是生产率提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知是，少子老龄化的现状无法改变，所以需要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拉动经济增长。

　　事实上，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生产率增速并不是特别低。据OECD统计，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间，日本人均每小时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为1%，高于德国的0.9%，美国和法国的0.8%。尽管日本的生产率增速与其他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要抹去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这种负面评价的话，日本的生产率增速就必须大幅超过欧美。但是，考虑到各个国家都在努力提高生产率，日本光靠努力就能实现比其他国家更高的生产率这种想法太过理想化了。

　　过去20年，日本一直致力于推动结构性改革及增长战略。在政治层面上尽可能地推进改革才造就了今天的日本，鉴于此，通过提高生产率就能解决人口减少的问题、或者通过创新就能提高生产率之类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尽管个别企业有各式各样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但如何提高宏观层面的生产率这一问题已经被讨论了20余年，至今也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提高成熟发达国家的生产率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制定增长战略时应当对此有理性的认识。

　　第三是应对社会问题。岸田政府提出的“新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有四大支柱，一是人才投资，二是科技创新，三是促进初创企业的发展，四是绿色和数字投资。

　　暂且不论四大支柱是否能直接推动日本经济增长，至少每一个支柱本身都是值得投资的。尤其是绿色投资，即低碳化，无论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都需要大力去推动。发达国家曾一边增加地球的负担一边提高生活水平，如今这些国家也应履行自己的责任，必须实现碳中和。日本政府承诺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性别平等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等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要解决以上种种问题，需要兼顾日本的经济增长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这很重要。


作者门间一夫系Mizuho（瑞穗）Research & Technologies执行经济学家、日本银行原理事，本文为作者在CF40-NRI第十三届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和中日经济” 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翻译整理。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