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零碳经济：技术与资本配置_上海新金融研究院

实现零碳经济：技术与资本配置

时间：2020-11-10 作者：Lord Adair TURNER

　　在疫情的影响下，全世界都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复苏。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我们去年就已经意识到的世界整体形势因素，那就是气候变化的威胁。气候变化对人类福祉的灾难性威胁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还要大。

　　在上个月，中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习近平主席9月底在联合国发言，承诺中国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习主席对气候变化问题重要性的高度认可，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扮演负责任的全球领导力角色的重要体现。

建立零碳的电力系统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

　　能源转型委员会是一个由能源系统和气候方面的公司和专家组成的全球联盟，主要成员来自中国、印度、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致力于研究如何共同创造零碳经济来应对气候变化。

　　大约一个月前，我们编写了一份名为《践行使命（Making Mission Possible）》的报告。结论是发达国家在2050年前、发展中国家在2060年前实现能源和工业系统的零碳排放，而不依赖永久性、大规模、基于自然的碳汇解决方案，这在技术和经济上是可行的。

　　有人会觉得这个观点太过乐观，我们之所以对这一目标如此有信心，一个关键原因是过去10年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大幅下降：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10年内下降了90%，风电成本10年内下降了60%-70%，海上风力发电成本5年内下降了约60%。风力发电场和太阳能发电场的拍卖价格不断走低。事实上，太阳能发电成本在过去20年里下降了大约95%-97%。

　　凯恩斯曾说，“当事实发生变化时，我也会改变主意。”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电力系统在脱碳成本方面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当前足以着手建立零碳的电力系统。

　　当然，现在电力系统的问题并不在于发电成本。最便宜的发电方式是风能和太阳能，两者比煤电便宜很多。现在电力系统面临的挑战是，当没有风或太阳的时候该怎么办。正如我们在报告中所述，是有解决方案的，这些方案取决于蓄电池，或需求管理，或建立更多的火力发电厂，或使用氢气。关键的一点是，现在已经能够在所有国家建立零碳的电力系统，并且能够实现到2050年煤炭使用量达到零。

　　零碳的电力系统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水电和核电也会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已经可以着手建设这些设施，建成以后，电力成本将低于目前的成本。这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实现零碳经济依靠电气化，资本配置需要改变

　　一旦我们成功建立了零碳的电力系统，我们就可以让整个经济实现电气化。现在，经济的一些领域很容易实现电气化，特别是地表运输，应该尽快推进。但在另一些领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也就是那些难以进行碳削减的经济部门，例如钢铁、水泥、石化、长途航空和海运。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了零碳发电，就会有零碳经济。但一系列的技术可以让我们在2050年之前以很低的成本达到零碳目标。这些技术包括碳捕获和储存、生物能源和氢气。其中，通过电解水产生的氢气进行绿色电气化，这将是未来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正如习主席所说的那样，在本世纪中叶能够实现零碳经济。

　　同样，对于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形态而言，电力将比今天发挥更大作用。当前，当我们启动机器、发动汽车等一系列实际使用最终能源形式的能源时，化石燃料占75%，电力只占25%。而到2050年，60%-65%的能源将以电力形式获得，10%-15%的能源将以氢的形式获得。这意味着全球发电量将大幅增加。

　　目前，全世界大概生产27000太瓦时的电力。而到2050年，全球发电量可能达到89000-117000太瓦时。这反映了我们在能源效率方面的优势。但是，即使我们在能源效率方面做的确实很好，全世界的电力需求仍将面临四倍的增加。大部分电力是直接使用的，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用于电解制氢、电力系统内制氢和电解制氨。未来，我们也许使用氨气来驱动长途行驶的船只，或者用氨气生产航空合成燃料。

　　令人振奋的是，未来的经济是完全电气化的清洁经济。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如果要了解目标实现的先后顺序，可以查看国际能源署去年的报告，该报告指出了过去五年在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核能、建筑物和用能设备等领域的平均投资额变化情况。在符合《巴黎气候协定》的情况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核能、输电网以及用能设备等领域会投入更多的资金。

　　如果将2030年代与现在的投资水平进行比较，在石化能源领域的投资每年将减少约五千亿，对各种形式的零碳电力的投资将增加近1万亿美元，在更智能、更隔热的建筑以及更节能的空调和供暖系统等领域的投资将增加约1.5万亿美元。

　　这是资本配置的重大变化，从整个宏观经济挑战的层面看，这种变化并不难实现，所需的增量投资约占GDP的1%-1.5%。目前，全球储蓄和投资占全球GDP的25%。储蓄和投资结余使实际利率下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许多国家都是负利率。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储蓄过多而投资机会不足。因此，从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实现大量投资的增长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平衡投资的变化。

调整资源分配和投资模式

　　能源转型委员会坚信中国能够兑现习近平主席的承诺。我们相信，到2060年，中国能够实现零碳排放，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几年内，这将成为中国的政策目标。中国的另一个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鉴于中国的技术实力以及非凡的投资和执行能力，我们有信心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同时，这两个目标可以结合在一起。

　　去年，能源转型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2050：一个全面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零碳图景》的报告，指出中国将使用约15000太瓦时的电力来实现经济电气化，而目前中国只使用了7500太瓦时的电力。届时，所有的电力都来自零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核能和水力发电。根据计算，到2050年，向零碳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投资占GDP的约1%。鉴于中国目前投资占GDP比重超过40%，自然也可以轻松负担这1%。

　　如果2050年中国实现零碳排放，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会如何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乐观估计，答案是影响几乎为零。这是因为技术越来越便宜，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廉价，核电价格也会变得越来越低廉。氢气价格也将下降。因为电解设备成本正大幅降低，电池也越来越便宜。中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有望实现零碳经济，并且同时有望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富裕经济体。

　　但是，要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国需要对资源分配和投资模式进行重大调整，摆脱过去持续多年的旧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一个显著特征是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且资金重点投向的领域是房地产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9年联合编写了一份题为《创新中国》的报告。报告中列出了一个图表，展示的是过去30年里中国投资的构成。可以从图表看出，中国投资明显集中在住房和基础设施领域。对这两个领域的侧重程度是在韩国或日本的快速发展中从未见到过的。并且这种投资力度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飞速提升。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由于担心国外经济萧条对出口产生影响，便开启了信贷融资的投资热潮，以抵消当时出口疲软带来的影响。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今年年初中国也有过类似担忧。在2007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在住房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总投资占GDP的比重从15%增至26%。这一政策的确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并达到每年新增1000万个城镇就业岗位的目标。

　　然而，这一政策也带来了三个不利后果。其一便是中国经济的无效投资和过度投资问题突出，房地产过度投资问题尤其严重。去年，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8%的中国城市居民拥有超过一套住房。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住房没有人居住，甚至没有连接到电网。这一问题会导致二、三、四线城市基础设施产能过剩，并且导致资本产出比率的快速上升。同时，余永定先生在2016年也曾就该问题发表过一篇文章，表示这一切导致了房地产业产能过剩，进而也导致了支撑其发展的重工业产能过剩。这是对资源和中国人民储蓄的浪费。

　　重点投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造成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中国银行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杠杆率的上升，造成金融稳定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过去几年一直在努力想要控制这种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这种发展道路带来的第三个不利后果，是非常高的碳排放。中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从75亿吨增长到100亿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新危机，无论从宏观经济政策平衡的角度，还是为达到习主席设定的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都需要找到一个走出危机的更好的发展模式。

　　因此，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复苏路径。然而已经有一些令人忧心的迹象显示，当前的经济复苏政策仍然依赖房地产。如果看一下房地产开工或钢铁生产的最新数据，这种依靠传统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来刺激发展的现象仍然存在。

　　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要更加注重消费。最新发布的数据中有一些指标，显示中国消费目前正合理增长。

　　同时，我们也需要探讨投资方式问题，因为投资将继续占中国经济较大比重。对投资的讨论通常围绕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的平衡。传统基础设施指的是用于支持房地产投资的道路、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以及用于支持城市发展的公路、机场、会展中心等。此类投资都是为了促进城镇化、支持房地产增长。而中国决策层现在经常提到“新型基础设施”指的是，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中心和光纤、特高压输电线。介于传统和新型两者之间的是高铁和地铁系统。李克强总理在今年5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一观点非常正确。新型基础设施对于推动中国高科技、数字化和电气化发展至关重要。但是，这些新基建投资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宏观经济刺激的手段并起到拉动需求的作用，我们必须有切合实际的认识。

　　中国需要思考如何改变投资方式，使其既能刺激经济发展，又有助于未来经济的现代化建设。我认为加速对电力系统脱碳的投资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未来10年，到2030年，中国需要将总电力需求从7500万亿瓦时提高到11000万亿瓦时。中国可以制定一个战略，让所有的电力增长都来自零碳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核电和水电，完全不用新增煤炭投资。这将是一项重大的投资需求，并且在投资新基建的同时，也可以大幅刺激经济发展。

　　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个用于分析中国长期和短期投资挑战的框架，可以沿着两个轴来进行考察。纵轴表示用于构建中国未来高技术、高价值深度电气化经济的投资。横轴表示投资是否具有短期的经济刺激效果，这里显然要看投资的规模有多大。

　　可以看出，新基建投资对未来的高科技经济发展极其重要，但它对经济的刺激能力有限且是短期的。如果我们接受煤炭零新增的原则，并确保未来电力系统的增长来自对绿色能源的投资，那么可再生能源、核电和水电未来既可以成为电气化数字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刺激经济的因素。

　　至于传统基建，将不可避免地继续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无法阻止传统基建的发展，但关键是要减少发展中的浪费，并且确保传统基建有助于未来绿色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要确保在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领域，真正遵循智能、低碳的城市设计和建筑原则，使用能源效率最先进的节能设备。

　　考虑到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短期和长期的刺激作用，我们相信中国能够从新冠疫情危机中实现强力复苏，并且在2050年之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目标。

作者Lord Adair TURNER系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新经济思维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本文系作者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未经许可不得转载。